1、象钮莲盖银注子与双耳银温碗

2、菊花金碗，碗足有“邵熙改元舜字号”字样

3、花型银盘，呈芙蓉花形，十曲形口，盘底心饰圆形花蕊

4、凤鸟纹银注子高31厘米，与温碗配套，凤鸟勾喙如鹰，冠毛长飘

1993年冬天，彭州西大街建筑工地发现了一个窖藏，350件金银器藏身其中，这是中国迄今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。金菊花盏、金瓜盏、凤鸟纹银注子、银梅瓶、金钗、金簪……透过它们，八百多年前宋人的奢华精致生活，重现于世。窖藏的主人是彭州城中的董姓家族，他们为何将这些珍贵的金银器埋入地下？

如宋代庭院般的彭州市博物馆 赵华敏 | 摄影

董宅的危机

南宋端平年间的一天夜里，彭州城里董宅的灯火，照耀着董家老少凝重的面容。听逃来的难民讲，蒙古人从大散关打进来，一路攻破剑州（今剑阁县）、巴州（今巴中市），每到一处烧杀抢掠，甚至毫无人性地屠城。彭州守备力量薄弱，如何抵挡如狼似虎的蒙古人？

一旦蒙古人进城，府上恐怕要被洗劫一空，众人决定将金银器掩埋起来，暂避风头。趁着夜黑风高，董宅家丁寻了处僻静地方，挖了个长1.2米，宽0.8米、高0.9米的大坑，并在坑底、四壁砌上青砖，大件的盆、注子放在下部，小件的酒盏、茶托垒在上面。最后，家丁找来三块大石板盖上去，填土掩埋。

与此同时，彭州城南，另一户人家也把家中的仿古青铜器挖坑掩埋。由于没有题记，我们并不清楚他们的确切身份，但宋朝的仿古青铜器一般为官宦人家所有，这户人家的身份应该颇为高贵。

董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。南宋端平三年（1236年），蒙古兵分三路伐宋，其中皇子阔端率领的西路军由大散关攻占汉中，同年9月沿古金牛道入川，仅用了一个多月便攻入成都城，尔后往川西攻破邛（邛崃）、彭（彭州）、汉（广汉），往川北焚烧潼（三台）、遂（遂宁），往川东扫荡万（万县）、开（开县）。四川生灵涂炭，一片狼藉。

几个月后，宋将贺靖收复成都，在城中收敛140余万具尸骨，城外更是无法计数。就在端平三年，彭州城破，董家命运多舛，在蒙古铁骑下成为冤魂（也有说法认为董家踏上流亡之路，未能返回故土）。这庞大的宝藏，就此在地下沉睡了约800年。

1993年11月5日，彭州天彭镇西大街建筑工地上，天色已晚，有工人在挖好的地基里看到一块石板，遂唤来同伴，想将石板撬回家砌猪圈。没想到，石板刚刚撬起，工人发现底下有个大坑，坑中堆满了黑乎乎的物件，掏出来一看，全是金银器！西大街挖到金银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，将大石板挪开，满满一坑金银器出现在眼前—董宅的珍宝，终于重见天日了！

考古学上，像西大街这样因为战乱、灾难，古人特意藏匿财宝、器物的遗址，称为“窖藏”。经过清理，西大街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，可辨认形状的343件，其中金器27件，银器316件，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。

350余件金银器，刻有铭文的有250余件，其中“董”“董宅”“陇西郡董宅”反复出现，这也成为判断金银器主人的关键证据。董姓最早居住在陇西郡（今甘肃兰州），后迁徙入蜀，在彭州定居。部分金银器上也零星地看到“齐”“东海郡逝娘置”“史氏妆奁”铭文，它们可能是通过送礼、随嫁的方式来到了董宅。其中一件深腹素面杯上同时刻有“董”与“东海郡逝娘”铭文。东海郡即今江苏省东海县，不知银杯是否是这位“逝娘”嫁入董家时，娘家为她置办的嫁妆？

劝君更尽一杯酒

金瓜盏，多用作宴席上劝杯

西大街窖藏发掘完成后，其中115件金银器被评为一级文物，彭州博物馆一跃成为中国县级博物馆的翘楚。这个仿古院子，亭台轩榭，清雅幽静，信步其中，仿佛走进当年董家宅院，宋人奢华精致的生活，犹在日复一日地上演。

金银器以酒具数目最多，金菊花盏、金瓜盏、银酒托、龟游莲叶杯、银注子、银梅瓶……金菊花盏高4厘米，口径10.4厘米，重124克，小巧玲珑，工艺精湛，碗壁似层层菊瓣，碗底似花芯。金菊花盏的灵感，可能来自于故宫藏南宋册页《丛菊飞蝶图》，此画为南宋朱绍宗所作，丛菊盛开，蝴蝶飞舞。宋人金银器常常以诗词与画作为本，形成了独特的简约、雅致之风。

金瓜盏高3.6厘米，口径6.8—10厘米，顶部鼓起的瓜脐，尾部的瓜蒂，由萼、藤、蔓扭成器柄，如同半块切开的瓜。宋人饮酒，宾客各有一酒盏，为了助兴，酒桌上还得有劝酒与玩赏的劝杯，金瓜盏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“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”，武大郎为要出远门的武松安排家宴，“酒至五巡，武松讨副劝杯，叫士兵筛了一杯酒”，可见普通人家也常备劝杯。

龟游莲叶杯在西大街窖藏发现了十件。此杯特别之处在于杯底錾刻二十六曲荷叶一张，荷叶上趴了只小乌龟，可以想象，倘若倒上美酒，银杯便有水波荡漾的美感，而乌龟也似在水中潜游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有载：“龟千岁乃游于莲叶之上，蓍百茎共一根，又其所生，兽无虎狼，草无毒螯，江旁家人常蓄龟饮食之，以为能导引致气，有益于助衰养老。”宋人诗词中常写到此杯，比如南宋诗人、金石学家洪适的《生查子》：“碧涧有神龟，千岁游莲叶。七十古来稀，寿母杯频接。”洪适参加姚母寿宴，席间即以龟游莲叶杯酌酒，此杯似多用于宋人祝寿。

金菊花盏、金瓜盏、龟游莲叶杯均为饮酒之器，宋人的酒席，还需有注子、梅瓶等温酒之器。注子由执壶与温碗组成，西大街窖藏共发现9套，又以这件凤鸟纹银注子最为奢华。执壶壶身满饰凤鸟、折枝牡丹、缠枝花纹，壶盖上的凤鸟头有着鹰一样的勾喙，连眼珠、睫毛皆清晰可见，头冠上扬，长长的羽毛似在迎风飘扬，与之配套的温碗同样装饰凤鸟、牡丹、缠枝花纹。

另一件象钮莲盖银注子则更为古朴，执壶壶盖之上立有银象，壶身錾刻卷草纹、三角形蝉纹、兽头纹，这些纹饰多见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。宋代仿古之风盛行，那户官宦人家的青铜器也在1996年3月的一次基建工程中重见天日，古色古香的铜琮、铜尊、铜甑见证了宋人的好古之风。

凤鸟纹银注子、象钮莲盖注子带有强烈的辽金特色，辽墓壁画中常见。可能是宋朝专门组织加工，进贡给强大的辽、金，抑或是与辽金进行贸易，其中一小部分也在宋朝境内流通。

此外，西大街窖藏还发现了银葵花盏、莲花形盏、狮纹盏、叫子升天夹层盏等，董宅的宴会似乎颇为频繁。在考究的董宅庭院中，高朋满座，觥筹交错，推杯换盏，酒到酣时，主人令婢女取出金瓜盏，宾客面对这精美的酒器，就算已喝得酩酊大醉，也乐于一饮而尽吧？

董姓生活的南宋，金银器已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件。在《碎金》一书中，单酒器一项，作者就列出了樽、樏、果合、泛供、劝盏、劝盘、台盏、散盏、注子、偏提、盂、酒经、急需、酒罂、觞等诸多类别。宋人的笔记、文集中，有关金银器的记载就更多了，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这样描绘汴京酒楼中的金银器：“凡酒店中，不问何人，止两人对坐饮酒，亦须用注碗一副，盘盏两副，果菜楪各五片，水菜碗三五只，即银近百两矣。虽一人独饮，碗遂亦用银盂之类。”汴京的会仙酒楼，哪怕只是两人小酌，桌上的金银器也近百两。宋朝南渡之后，都城临安酒楼奢华之风更甚，《武林旧事》载：“和乐楼，和风楼，中和楼，春风楼……每库设官妓数十人，各有金银酒器千两，以供饮客之用。”临安的酒楼，日常使用的金银酒器，不少于千两，甚至连街头夏天卖冷饮的小摊，供顾客使用的都是银器。

“董小姐”的首饰盒

董宅女子的首饰盒中自然也少不了金银物什。西大街窖藏发现金钗十九支、金簪一支。金钗有圆头、方头两种式样，长约20厘米，钗头装饰小圆圈纹。金钗由两股簪子合成，使用时安插在双鬓之间，因是女子心爱之物，常用作女子别称，比如“金陵十三钗”。

宋人诗词中，钗时有出现，又以陆游这首《钗头凤》最负盛名：

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、错、错！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邑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、莫、莫！

陆游与表妹唐婉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，但陆母不喜欢唐婉，两人被迫分离，这首《钗头凤》写尽了无奈与离愁。古时男女分离，女人往往将头上的钗一分为二，一半自己留着，另一半赠予心上人，辛弃疾的《祝英台近》，“宝钗分，桃叶渡，烟柳暗南浦”，即是此意。

西大街窖藏还出土了一件金簪，长19.2厘米，簪头有一周联珠纹，内饰牡丹缠枝花纹，簪身以碎点线装饰卷云纹。古时女子年满15岁要举行加笄礼，这笄就是簪子，戴上簪子，就意味着即将从少女成为人妇。因此古时女子出嫁，娘家要准备多种簪子，这些簪子或在金银铺订购，或请工匠来家中专门打造。

此前，中国各地多有金簪出土，比如江苏江阴夏港宋墓的金花头桥梁簪，堪称宋代金簪中的珍品，簪梁有五枚花头，花头中錾刻凤凰图案，并装饰牡丹与菊花；再比如南京幕府山明墓的金麒麟凤凰纹搔头式簪，一端为回首顾盼的麒麟，一端为翩翩起舞的凤凰。明代簪子的种类尤为繁多，江苏江阴青阳邹氏墓，就出土了嵌宝石凤凰金簪，艾虎五毒金簪、蝶恋花金簪、螳螂捕蝉金簪、满池娇金簪等多种金簪，分别用作挑心、顶簪、花钿儿、分心、掩鬓。

我们已难以考证，这些金簪、金钗是哪位“董小姐”的心爱之物，簪身、钗身弯曲的折痕，似乎说明曾被经常使用。也许，在无数个清晨，董宅的女子梳洗之后，插上华美的金钗、金簪，尔后操持一天的家务。南宋不论是大户人家，还是一般百姓，都得为家中女子置办几件首饰，就算借债也在所不惜，宋人张仲文在《白獭髓·杭州流俗》中记载：“其或借债，等得钱，首先充饰门面，则有漆器装折，却日逐籴米而食，妻孥皆衣弊跣足，而带金银钗钏，夜则赁被而宿。似此者，非不知为费，欲其外观之美而中心乐为之耳。”穷得晚上睡觉要租被子，女子却还要披金戴银，这似乎也只有奢华成风的宋人才做得出来吧！

工匠张十二郎

不少金簪、金钗上刻有铭文，“张十二郎记”“何□三郎记”，以及“瞿家十分”“寺街张家”“张家十分”“汪家造十分”。 唐宋时期男子多以辈次称郎，张十二郎、何□三郎即是生产金簪、金钗的工匠。寺街张家、汪家造、瞿家则是商号之名，但“十分”并不一定代表金器成色十分，而是商家的广告语，意指自家打制的金银器分量足、成色好。

其他金银器上，还有“王家造十分”“公家十分”“袁家十分”“周家十分”“木家十分记”“陈家打造十分”“寺街陈家”“吉庆号”“德号”“袁字号”铭文。有意思的是，相同铭文只出现在一种或者一套器物上，说明当时社会分工之细，每家商铺都有自己最拿手的商品。比起唐代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，私营作坊数目急剧增长，工匠地位也大为提高，有工匠甚至因手艺高超得到宋真宗接见。

同样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也有诸多金银器商家的记载，“南通一巷，谓之界身，并是金银帛交易之所。屋宇雄壮，门面广阔，望之森然。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骇人听闻。”南通一巷是汴京金银帛的交易场所，交易额动辄千万，数额巨大的金银交易背后，是社会对于金银器的庞大需求。宋朝地方城市中也有为数众多的金银铺，四川德阳孝泉镇发现的一处窖藏，即是“德阳孝泉周家”所制。

窖藏背后的生离死别

从上世纪50年代始，四川各地已发现宋代窖藏近百处。窖藏中的文物，有金银器、青铜器、瓷器、文玩以及银铤、铜钱。就金银器而言，四川窖藏金银器已发现近500件，约占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。

宋代窖藏如此集中地出现在四川，究竟有何玄机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先生认为：第一，窖藏的年代，大都集中在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至南宋灭亡期间；第二，窖藏的分布地，大多是昔日的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。1236年，蒙古军兵分三路，西路攻四川，中路攻荆襄，东路攻两淮，四川“凡破四川府州数十，残其七八”，军、府、州、县遭遇重创，大难临头，百姓纷纷将家中值钱的家当掩埋起来，这也是宋代窖藏出现的主要原因。

大约八百多年前，听闻蒙古铁骑入侵，在四川许多地方，惊慌失措的宋人如董宅般，纷纷将金银器、铜器、瓷器掩埋起来。然而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出想象，他们或背井离乡，或遭遇不测，再也没有机会取回当年的财富。精美的窖藏被尘封在地下，同样被尘封的，还有宋人奢华精致的生活——推杯换盏、觥筹交错。（水直 | 文，李升、李绪成 | 图）